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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淄博烧烤热再论流动创造价值

时间:2023-04-22 01:48:06 | 浏览:730

最近我关注到有两个颇受热议的现象,一个是淄博成为网红打卡地,原因是淄博烧烤非常火爆,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去淄博品尝烧烤,导致当地游客爆满。另一个是三月份出口出现超预期反弹,增速达到14.8%,这是让一季度GDP达到超预期4.5%的主要因素。

最近我关注到有两个颇受热议的现象,一个是淄博成为网红打卡地,原因是淄博烧烤非常火爆,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去淄博品尝烧烤,导致当地游客爆满。另一个是三月份出口出现超预期反弹,增速达到14.8%,这是让一季度GDP达到超预期4.5%的主要因素。有人认为,烧烤热背后是地方政府在推波助澜,出口反弹是因为对东盟的出口大增35%,说法各异。我觉得,当下让经济活起来是最重要的,不能期望出一妙招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

未通缩,但要防止“流动性陷阱”

今年一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4.5万亿元,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0.7万亿元,比去年同期增加2.36万亿元,创下历史新高。M2增速为12.7%,但三月份的CPI却只有0.7%,PPI为-2.5%,如此巨量的货币,却对应如此低的通胀率,似乎货币消失了。当然,我不认为已经进入通缩阶段了,毕竟需求还处在恢复阶段。

从2023年一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看,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仍处在收缩区间,处在近十年的较低位置。但这显然难以通过货币的宽松就能实现。所谓的流动性过剩,就是货币量增长过快,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,仅一季度居民存款就增加近10万亿元,同时居民的资管产品持有余额下降。这有点类似凯恩斯提出的所谓“流动性陷阱”。

但与凯恩斯古典或狭义的“流动性陷阱”定义不同,克鲁格曼(Paul Krugman) 认为,代表流动性的不仅仅只是狭义货币,也可以是广义货币;导致货币需求无限大的原因并不一定仅仅是人们的流动性偏好,也可能是其他的因素。他把“流动性陷阱”的本质归结为一个“信心”或预期问题。

过去,在同样的低通胀下,M2的高增长至少还能对应资产价格(如房价)的上涨,如今,从资产价格到实物价格都在走弱。既然货币政策对通胀已经钝化,那么,货币政策对于经济领域的流动性改善作用也有限,宽货币未必能够带来宽信用。

因此,除了保持货币流动性的充裕适度(估计接下来的三个季度信贷或社融的增速会下行),还需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,简言之,就是让物流、人口流变得更加畅通,流量最好能超过疫情之前的2019年。

即将到来的五一长假,预计出行的人数会超过2019年,这是因为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,不少人存在被病毒感染的顾虑。而这次长假,绝大多数人都不再担忧疫情了。问题在于,这类的恢复性消费告一段落后,是否还会出现随之而来的“扩大消费”?最近,淄博烧烤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,据美团数据显示,4月14日去淄博的火车票订单数量已经达到今年春运的两倍,当地政府新增21条烧烤公交专线,淄博五一住宿预订量比2019年上升了8倍。尽管大规模烧烤对环境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,但民以食为天,如果经济一蹶不振,环境再好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。

淄博烧烤走俏的背后,反映了老百姓对出行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向往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各地对于城市的违章建筑、路边乱摆摊位的管控比较严格,从市容市貌、食品安全等角度看,这确有一定必要。但是,当就业压力增大、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时,孰轻孰重还是容易辨别的。据说淄博政府对于前来淄博的游客非常友好,这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草根经济的呵护,流量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

随着疫情阴影的淡去,大家都很关心客流量,包括公路、铁路、航空等客运量和地铁的客流量等。这既反映经济的恢复程度,又是信心指数。例如,2019年3月份我国客运总量为14.3亿人次,而到了2022年的3月份已经降至4.2亿人次,说明受疫情影响,人口的流动性大幅下降,对应GDP的增速也从2019年的6%,降至2022年的3%。今年以来,出行人数逐月大幅增加,反映了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,对应着我国经济GDP的增速也将显著回升。

新发展格局:实质是流动性畅通

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,是十四五规划就提出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。而要让双循环能够畅通循环,就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动性。而要保持流动性的畅通,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例如,人口流动性的畅通,需要有就业机会、消费能力等作保障。例如,2022年,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,而且,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0.1%,也就是17万人左右,增速明显下降。从今年3月份数据看,尽管调查失业率还是稳中有降,但16-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高达19.6%。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,但年轻人失业率明显偏高,不利于扩大消费。

此外,2022年城镇化率只提高0.5%,为65.2%,说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明显下降。为此,必须采取更宽松的政策,降低大城市入户门槛,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,让更多的人口流动起来。

今年3月份的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12%,说明人口和货物的流动性已经有很大改善。一季度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有5.8%的增长,其中餐饮则接近14%的增长。不过,消费充其量还只是恢复性增长,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“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”的目标仍有差距。

此外,网上实物消费的增速超过8%,占比接近25%,由此带来快递行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,而实物店的从业人员数量相应减少。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,全国外卖员、快递员、专车司机等人员数量为8400多万人,占全国城镇职工总数的20%。所以,“流动创造价值”并不夸张。

从货物的国际流动性方面看,一季度进出口依然保持增长,其中出口增长8.4%(人民币计价),而且民企的出口增长更快。从出口货物的流动路径看,对欧美的出口总体出现负增长,但对东盟和东欧的出口大幅增加。

在信息的流动性方面,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1.6%,说明信息流依然保持高增长;今年一季度GDP能实现4.5%的增长,主要靠服务业,增长了5.4%,这更能说明流动性的改善对GDP的拉动作用。

当然,一季度的经济反弹在预期之中,说明我国经济在疫情好转之后恢复颇为顺利。但恢复之后能否维持人流、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,能否让资金流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,仍是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创新举措去优化。

流动性分层现象:如何应对?

三年以前,我曾就社会融资市场的“流动性分层”现象进行解析,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大是因为货币流向资产领域而非实体部门,以此来解释为何房价涨而通胀低的原因,所谓的“水往高处流”。而当今我们面临的,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偏紧,地方政府、房地产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压力大,另一方面,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“资产荒”,即虽有钱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资产,货币空转的现象十分明显。不仅通胀率低,而且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都出现了总体估值水平下移的现象。

上述是对社会融资的流动性分层现象的解释。事实上,流动性分层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,在就业、投资、消费、区域经济等方面,也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。例如,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的份额,在35%左右,大约是我国人口占全球比重的两倍;同时,我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却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

又如,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,今年我国就业状况总体良好,但一季度年轻人调查失业率接近20%,与整体的5.3%的失业率水平相距甚远。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,如果不采取相应的举措,则到了7月份以后,年轻人就业压力会更大。

再如,我国的人口流向与投资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关系,从区域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看,呈现越往西,人均投资规模越大的现象,即人口向东,投资向西。其结果是西部的地方债务压力加大,偿债能力减弱。

流动性分层现象如果越严重,则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。如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定位是“精准有力”,说明原本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,需要借助结构性施策来达到预期效果。

如何让人口流、物流、资金流和信息流畅通地流动起来呢?关键还是要优化结构,同时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。例如,现在中央已经对各地城市要上马的地铁项目进行严格控制,规定预期客流量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建造。毕竟我国总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,到2050年预计总人口将减少两个亿以上,今后人口集中度的提高是大趋势,这意味着未来很多地区的大量基础设施,如铁路、高速公路和城市轨交等都会被闲置。

通常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:想要富,先修路。但是,修路是有成本的,尤其修高铁和高速,成本非常高。如果修好的路没有几辆车在跑,还不如不修?如果把这些修路的费用用来促消费,增加居民的养老金收入,是否更好?例如,贵州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到2022年末,已经达到8331公里,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,高速公路总里程只有7800公里。但贵州2022年的GDP总量不足日本的十五分之一。

当前,贵州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,并由此引发投资者对各地城投债信用问题的担忧。因此,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,但流动性更重要,流动性涉及到社会信用体系的稳定,如果因为超前基建投资而带来资金流的阻断,可能会引发区域性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。目前,基建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,而且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越来越差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在消费上的公共投入的乘数效应远远超过投资,如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概是三倍,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可能只有1倍左右。从流动性的角度看,促消费的效应远远超过投资。

因此,还是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,地方政府尤其要学会“流动性管理”。人口流动从表面看会加剧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,但人口流动的动力却来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符合市场底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逻辑。因此,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,是缩小收入差距(落后地区人口减少,人均耕地面积扩大,人均资源拥有量增加),这不是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吗?

总之,要形成新发展格局,保持内外部的流动性畅通很重要,这就需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政府部门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导好资金流、物流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举措,顺势而为,多采取疏导而非堵截的办法。

(李迅雷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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